东北抗联与毛泽东有关的五个“第一人”
尚金州
东北抗日联军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在长期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特殊困难环境下，创造了共产党人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奇迹。这就是利用一切可能性，全力收集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并结合东北实际加以认真学习贯彻。本文叙述的抗联与毛泽东有关的五个第一，就是这一奇迹的具体表现。
杨靖宇：学习传播毛泽东著作第一人
杨靖宇是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东北抗联当之无愧的最主要代表，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和党中央“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是在东北抗战中学习传播毛泽东著作的第一人。
在现存抗联文献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是最早提及的一篇毛泽东著作。该通电是毛泽东起草，于1933年4月26日在瑞金发布的。电文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首次由政府公开对日宣战，同蒋介石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误国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尤其是身处抗日最前线的东北人民的斗志。在开辟磐石游击根据地的斗争中，杨靖宇注重以该通电为武器，教育战士和人民坚定抗日信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进行保家卫国的民族革命战争。1933年5月31日，在以张贯一名义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杨靖宇将“翻印中央苏区党的上级党部分开文字(对日宣战通电等等)经常散发”作为鼓动工作的第一要务。在此期间，杨靖宇还多次宣传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据当时在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作、建国后任全国水电工会副主席的陈润田(即张金)回忆，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杨靖宇的介绍。
1933年以后，毛泽东的一些军事著作传入东北，对正处于起始阶段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据李范五1983年4月15日回忆，这本小册子是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设在海参崴的工作站送至吉东特委，然后由吉东特委转发东北各地的。对这本小册子，杨靖宇极为重视，认真学习，特别是把书中介绍的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斗争经验同东北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化了对东北抗日武装斗争规律的认识。韩光曾回忆：“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省委党、团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适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结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这本小册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革军委印发的《游击战争》(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一书。在上述小册子和其他文件及《孙子兵法》的指导下，杨靖宇分析和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被战士们概括为“杨司令三大绝招”的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妆袭击三大战术原则和“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的基本方针，创造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成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1939年，通过吉东中苏边境国际交通线，杨靖宇收到了《论持久战》，此后，他一直把《论持久战》带在身边，抓紧时间反复学习。并以《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导抗联一路军的斗争。
杨松(吴平)：提出走井冈山道路宣传长征第一人
杨松(吴平)是东北抗联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吉东特委第一任书记等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唯一亲临东北前线的领导同志，也是代表团中直接分工领导抗联斗争的负责人。毛泽东曾为之题写挽联“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由于杨松在东北宣传贯彻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井冈山经验方面的突出贡献，周保中曾赞誉“吴平同志是个好同志，是毛泽东思想的代表者。”
在领导东北工作期间，杨松一直强调要以井冈山道路作为东北抗日斗争的指导原则。1934年10月10日，杨松在为中共吉东局起草的《给饶河中心县委的信》中指出：“只有队员和政治指导员作政治工作，这是完全不够的。要利用南方朱毛的经验，在每个分队内应有五个徒手的宣传兵，三人作口头宣传，两人为粉笔队写标语口号和散发传单，此外在队伍中提出‘每个反日的游击队员都要成为反日群众的宣传员和组织员’，随时随地在群众中都要尽宣传工作的责任”。这一思想的提出和贯彻，对在抗联政治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使政治工作更加广泛、通俗和贴近实际，对提高基层战士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对缓解部队中政工干部匮乏的状况，都起来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20日，中共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议也对杨松的这一重要思想做了大致相同的论述。1935年4月8日，在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名义致5军党委的信中，杨松进一步明确指出东北抗日斗争必须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为指导。他指出“关于召集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抗日救国的东三省人民政府问题。据云，有同志意见，以后在夺取城市后，才能建立。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在1928年至1930年，江西朱、毛占领井冈山，徐向前占余家寨(原文如此，疑为金家寨之误——引者注)时，何曾是城市呢?当时也曾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说在山沟内不能建立政权，只有夺取城市后才行。这一观点曾受到中央的严格批评。虽然，目前东三省的形势与南方苏维埃运动是不同的，但是这一建立政权问题之经验是能适用目前东三省的。目前号召抗日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抗日救国的人民政府，这将打破人民不相信自己力量的心理，而对于整个东三省游击运动，在国内国际上之意义，用不着说了”。在当时，尽管杨松还没有读到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他已经开始以井冈山和鄂豫皖红军斗争经验为指导，分析研究东北现状，从政权建设入手强调开辟和巩固东北农村抗日根据地，得出了与毛泽东的论述在本质上一致的结论，因而也就在指导东北斗争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1935年以后，随着陈云等在代表团中担任负责工作，遵义会议精神和长征胜利的消息逐渐传入东北，在抗联政治工作中，杨松曾以很大精力宣传毛泽东和长征，金日成回忆说：“通过同吴平的谈话，我了解到，中国共产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冲破蒋介石的包围，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中间革命因第一次国内革命的失败而退却，现已转向部分进攻，正在扩大成果，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主义者北上抗日的滚滚洪流，在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运动，也为包括东满在内的满洲地区朝中两国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8年2月，杨松返回延安，在党中央继续领导东北工作和新闻宣传工作。同年4月和5月，他在中共中央党刊《解放》上连续发表《论七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两篇文章，愤怒控诉了日本法西斯对东北人民的暴行，热情讴歌了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的抗日斗争，总结了1931年至1938年间东北抗日斗争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特点和经验，特别强调以朱毛“十六字决”为指导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文章的核心思想就是井冈山道路与东北具体实际相结合，就是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学习和贯彻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这两篇文章是在中共中央党刊上最早发表的介绍抗联斗争特别是总结经验的文章，也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总结抗联斗争经验教训的第一次尝试。这两篇文章是东北抗联斗争实践的产物，特别是东北抗联学习和运用毛泽东的思想和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产物，同时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了解抗联斗争、借鉴抗联经验教训的主要资料来源。为党中央了解东北情况和在指导全国抗战中进一步发挥东北经验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周保中：提出党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第一人
周保中是吉东地区抗日斗争的主要领导者、抗联二路军的创始人和总指挥，也是杨靖宇牺牲后抗联斗争的最主要领导人。1949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抗联总评价电报时，亲笔手书赞誉周保中是“一贯的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2005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在《永远的丰碑——周保中》一文中公布了毛泽东“保中同志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救国斗争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的评价。
吉东地区靠近中苏边境，经过国际交通线，能够不定期的收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递的党的文件和《救国时报》、《新华日报》，通过学习这些文件和党报，“毛泽东同志的路线，被吉东首先接受了，以后转给南满，也表示同意”(周保中语)，并在斗争实践中加以贯彻执行。在此基础上，1936年12月12日，周保中致函李荆璞，使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体委员，以毛泽东为首名”这一提法，这是周保中乃至整个东北抗联第一次提到党中央的领导核心问题，标志着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已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
1938年以后，《论持久战》传入东北，周保中对此十分重视，指出“《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依列宁主义的观点，就中日战争整个进程而给以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估计，并不是机械运动的公式”，组织了长期深入的学习研究。半个多世纪后，当年的抗联老战士仍对此记忆犹新。王一知回忆说：“记得1938年的一个夜晚，部队刚刚宿营，保中便在篝火旁召集大家开会，只见他手里拿着两张旧报纸，激动地说‘同志们，这是《新华日报》，上面登着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有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的斗争就更有办法了!……’他的话语未落，全场立刻响起了‘党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的欢呼声，当时大家的激动心情和那振奋人心的场面，是我今天用笔墨难以形容的。尽管那两张报纸已经残缺不全了，但每到宿营或休息的时候，保中总是组织大家学习讨论，并认真贯彻到实际斗争中去。”1940年以后，周保中又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起草了抗联后期斗争纲领性指导文件《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底新提纲草案》，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与现状作了详尽分析，指出了“党的基本策略——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在东北目前应根据以往的斗争经验教训，更正确地坚持和运用……在东北是要发动广大人民，进行坚持继续抗日游击，使日贼后方——‘满洲国’统治动摇，牵制日贼侵略”的基本原则，并以此为据对军事、群众、党务等各项工作做了分析总结和安排部署，明确“争取转变向新发展阶段的斗争是更加苦的，必须更坚持耐久，最后胜利一定会来临的”。
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东北抗联幸存同志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军事训练。在此期间，周保中一直以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作为教导旅的政治军事根本准则。他曾指示部队中唯一会画像的彭施鲁绘制供野营悬挂的毛泽东像，号召党员干部要“以毛泽东、朱德做榜样”，东北人民要“拥护首先倡导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领袖毛泽东先生、朱德将军，实现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他还主持了抗联高级干部对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学习和旅内中共党员的整风学习，周保中1943年3月23日写下日记：“1、思想。2、党内外关系。3、语言文字。学风，主观主义。文风，党八股。党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研究现状、历史，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应用——实践，理论与实际统一，主观主义，把感想当政策，反党性;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实事与客观，详细占有材料，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就是教导旅整风学习的缩影。1945年大反攻前夕，周保中组织教导旅中抗联同志学习七大精神，并把学习七大精神同正在进行的配合苏军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结合起来，组建了新一届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组织了大规模练兵和向东北派遣侦察部队的工作，制定了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路线下在满洲的行动”和“与中共中央在满洲所发展的地下工作合一或直接联络”为中心的反攻方略。
新中国成立后，周保中始终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抗联经验教训，留下了大量珍贵史料和精辟论断。1960年5月30日周保中明确指出：“东北党，从总的路线上来说，问题是不大，对于毛主席作为全党的领袖，主席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在东北较之关内是差得多，但不是一点没有，有多少呢?要说出来。”这一论述是完全符合东北实际的，有力地驳斥了高岗等人“东北过去是王明思想影响下，不好”等等贬低东北抗联的错误观点。
李兆麟：提出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方针第一人
李兆麟是抗联后期斗争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三路军总指挥，对坚持北满地区抗日斗争作出了特殊贡献，也是东北抗联中提出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方针的第一人。早在30年代初期，李兆麟就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在1939年给9军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的信中回忆“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在部队政治工作中，李兆麟也一再向战士们宣讲“在关内，毛泽东主席正在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全中国的贫苦农民求翻身解放”。
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的党中央政治路线，为迎接全面抗战作了充分和必要的准备。周年9月18日，《救国时报》以两整版篇幅刊发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两篇著作传入东北后，北满临时省委和李兆麟、冯仲云、张兰生等结合实际进行学习贯彻。1938年2月9日，李兆麟致函北满临时省委，提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这是北满首次明确强调以毛泽东著作为指导方针。
在领导三路军斗争期间，李兆麟一再强调以毛泽东著作和长征精神教育部队，1939年6月15日，在李兆麟主持下，三路军总指挥部训练处发出关于党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连队俱乐部(即救国室)中悬挂或张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肖像，并以毛泽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彭德怀关于游击战的论述和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干部训练班的政治军事教材，此举使北满抗联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和长征精神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对北满坚持后期斗争特别是开展黑嫩平原游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13日，为纪念“七七”三周年，北满省委机关刊物《统一》还刊发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在纪念“七七”两周年时的论述。
1942年以后，在协助周保中主持野营政治工作期间，李兆麟尤其注重把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思想路线贯彻到东北斗争中去，在当年6月25日给金策、许亨植的信中，李兆麟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党的政策决定是根据周围环境详细情形来决定的。特别是战争环境中，尤其是详密的明了和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的指示，我们必须执行。目前东北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多年侵占东北国土的全部情形，必须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随时随地加以详细侦察和研究，这是东北党组织和党同志斗争任务之一。应当将每个地方群众组织改为群众运动与侦察工作二位一体的斗争组织。每个游击队目前必须把坚持发展秘密抗日群众组织，特别是武装组织，来繁殖游击战争的任务，与积极进行侦查工作的任务，紧密联系起来”的指导方针。遵循这一指导方针，抗联小部队特别是三路军各支队对东北情况，主要是日军兵力部署情况和工事修建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侦查，为配合苏军及关内主力部队反攻东北作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抗联教导旅和在东北坚持斗争的抗联小部队按照周保中和李兆麟的预先部署，配合苏军进占东北57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李兆麟在哈尔滨指示电台广播《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使沦陷敌手14年的东北人民对全国政治状况，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有了初步了解。
冯仲云：称呼毛泽东为“导师”第一人
冯仲云是抗联主要党务政治干部之一，曾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三路军总政委等职。1938年4月底5月初，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上，经过他和张兰生的努力，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指导下，系统批判了原北满地区暨抗联三军主要军事负责人的严重“左”倾关门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错误，在冯仲云起草的张兰生报告中明确宣布拥护“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明确表示正式确立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并在以后实际上成为北满党组织自身建设的指导方针。
1939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传入北满，在李兆麟和冯仲云的领导下，北满抗联部队掀起了学习贯彻《论新阶段》的热潮，把它作为党内理论学习和部队政治工作的主要教材。1939年10月12日，在给党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因联络中断未能送达)中，冯仲云明确指出“我们完全同意热烈拥护中央六中全会的决议及我们的导师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我们宣誓我们一定要实现这些文件中所指示的任务而斗争，并将这些文件作我们今后的规范”。直至今天，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还保存着当年抗联翻印的《论新阶段》单行本，书名为《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从这一书名中我们不难看出，经过长期斗争实践，东北抗联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认同。
1940年3月，冯仲云千里跋涉，将《论持久战》带回北满，誉之为“我们往后抗战中的经典”，并在三路军中反复宣讲这部著作，以此指导北满后期斗争。
上述五个“第一”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与东北抗联的关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东北抗日联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时又为毛泽东思想的集体智慧贡献了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尚金州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