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坚守

　　——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的历史贡献撷英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 刘欣

　　摘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坚决而又曲折，在白山黑水之间遭受到了日伪军的重重压迫和沉重打击。在东北抗联斗争的后期，更是陷入了无法想象的困境。在黎明前黑暗的那段日子里，东北抗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自身的独立性;一有条件，便毫不松懈的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派遣小部队进行侦查和武装斗争，配合苏联红军进行全面反攻，成为优秀的军事向导。东北抗联的努力和成就，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撷英

　　1940年后，在日伪当局的疯狂 “讨伐”和残酷镇压之下，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进入后期。抗联部队与中共中央、地方组织群众失去联系、缺粮少穿、队伍人数锐减，条件极端艰难困苦，处在生死存亡关头。但东北抗日联军仍然坚持斗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坚持独立性——何时何地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无数斗争经验表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从一个高峰攀向另一个高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1940年抗联的客观环境愈益恶化，同党中央的联系中断很久，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统一领导也还没有实现。为了和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抗联领导人进入苏联境内，试图通过苏联的帮助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而苏方代表就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0年3月的双边会议上，苏方双城子驻军独立军第一军的一位代表，提出将东北抗联和中共党组织“分开”。时任抗联第二路军司令的周保中，当即驳斥了这种错误的论调。他认为将东北抗联和中共党组织“分开”实际上就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取消抗联的独立性。东北抗联与中共中央断了联系是暂时的，但中共东北党组织一直存在。在中共东北党组织的领导下，无论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工作问题都是依照中共原则路线来解决进行。据此，周保中义正词严的说，必须“要保持我们东北抗日联军的组织的整个性”。

　　后来，苏方双城子驻军代表、远东军总部的某负责人、伯力驻军独立第二军的某负责人，均对周保中等人的意见表示赞同。他们也认为远东军对抗联的指导只是临时的必要措施，希望在双方努力之下，尽快恢复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1940年12月，抗联领导人接到苏联远东军联络员王新林的通知(说有中共代表参加会议)后，陆续入苏。入苏的11位抗联领导人“迫切盼望之中共中央代表能早日到着Ⅹ城(即哈巴罗夫斯克)来，以使东北问题得有彻底讨论解决。”[①]在等待会议召开期间，王新林拿出一份《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的指示提纲，发给了各抗联领导人。旋即，王新林又在抗联指战员中散布错误言论，否认党对抗联领导权，以中苏双方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利益一致为由，主张把两国军队合为一处，抗联各部会分别编入苏联远东军的几支部队，按照正规军配发给养和武器，由苏联高级将军给抗联做领导，全权由王新林指挥。周保中马上意识到，这是苏方个别人强加于我方的干涉抗联内部事务的错误做法，并把王新林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

　　1940年12月20日，为捍卫党领导权力的独立性，周保中和李兆麟向王新林提交了一份《声明》，郑重指出：第一，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其中的一切问题也必须由中共党组织来决定。第二，东北游击运动接受苏方的直接指导，这是属于在特殊状态下的临时的权宜措置。第三，按照现实的环境，不论为加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斗争，或为巩固“工人祖国”(苏联)的边防工作，东北游击队与远东红军间的关系显然有其重要性，而不是单纯的两部分军队间的关系。中国东北共产党组织必须依据中共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规定，去进行自己的工作[②]。在周保中等中国同志的据理力争之下，共产国际和苏共完全同意了上述意见。

　　所有这些，对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严正立场，都起到了促进作用。最终，抗联和苏联远东军达成了合作，抗联愿意接受远东苏联红军领导的友谊的指导，与远东红军建立经常的联系，并接受有限度的物资上的援助。

　　二、积蓄力量——毫不松懈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文化学习

　　在日伪军的围追堵截下，抗联后方基地遭到严重破坏。抗联战士长期限于生存艰难、疲于战斗的困境。1940年末到1941年初，大约有500名抗联人员陆续过界入苏，为了便于管理，在苏方的支持和帮助下，东北抗联在苏联远东境内设立南北两个临时驻屯所，被称为南、北野营(A、B野营)。

　　入苏的抗联部队深刻认识到：“我们这个支部将是东北游击运动的一支有力部队，所以他的巩固与否将会大大影响到整个东北的游击运动中去”[③]。所以刚刚安顿下来的抗联领导人对抗联军事队伍的训练极为重视，认为提高部队军事素质是以后返回东北，从事游击战争的坚实基础。1941年2月，周保中提出“应尽心讲求射击原理和法则，研究步枪、手枪、轻重机关枪、掷弹筒、狙击炮各式武器的构造和机能。要尽心练习瞄准和实弹射击……在战斗中能够消灭各种危险目标”[④]。野营的军事训练主要由苏联军官任教，训练科目有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等，还有无线电报务训练、空降跳伞训练。一段时间后，各种科目训练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劈刺是决定战斗胜负的一个重要技术，故全体同志对劈刺练习时拿出了全副的精神，在苏联长官直接教练下，在一个半月的过程中已有40名同志得到劈刺技术的基本造就”，“整个滑雪上的进步是迅速的”，“手榴弹投掷，防毒面具的使用，及反坦克的斗争等也都有基本的造就及常识”，“无线电第二班全部人员……认为大部成绩是好的”[⑤]，指战员们表现出来的顽强意志和勇敢精神得到了中苏双方的一致认可和赞赏。1942年8月，东北抗联教导旅成立后，苏联教官开始先培训班长，然后通过班长给战士们上课，极大的提高了整个部队的作战素养。连队还对集训的科目进行定期检查、考核评比，学习氛围日益浓厚。通过军事训练，提高了抗联指导员的战斗力。

　　除了军事训练，抗联部队还进行了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野营采取分班授课、集中讲授和专题报告等形式，紧密结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国内斗争形势及部队的思想实际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同时，抗联领导人还经常把从苏联有关方面、电台、广播、报纸得到的相关消息向指战员传达，“此间给你们抄送新华日报社论三件，其中一篇‘加强党性的锻炼’希望三人团和B野营党委深刻研究，贯彻到每一个同志的认识中去……来解决组织问题，来加强组织性和发展组织性。其余两篇‘九一八·十年’和‘论苏德战争和反法西斯斗争’虽然时间过去很久，但是论文的内容，有重要的原则性，代表中共党中央的政治意见和主张”[⑥]。文化班的学习难度相对较大，但指战员非常认真刻苦，有很多识字不多或初学文化的人都能书写简单的字条、书信，基本扫除了文盲。到1942年初，还有不少人能够用流利的俄语进行对话。

　　通过有计划的正规整训，抗联指战员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文化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使处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运动遭受失败和革命斗争环境极度困难条件下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得以保存党的干部，保存游击队的力量”，“保证了中共东北党组织有革命继承性，保证了中共党东北组织在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上能继续其历史任务”[⑦]。

　　三、保持斗争——永远昂扬的战斗热情

　　尽管困难重重，甚至抗联部分人员进入苏联境内，但是，他们一刻都没有忘记所肩负的抗日救国的神圣使命。受1941年《苏日中立条约》的限制，入苏的抗联大部队不能返回东北。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派遣小部队成了在一定区域、规定时间内进行反日游击活动的主要方式。小部队的任务有：“(1)需找、收拢与抗联各路军总指挥部断绝联系而失散在东北各地的抗联部队”;“(2)派遣少数精干人员潜伏地方开展工作，恢复原有的党组织和各地反日会组织，秘密发展新的反日会等群众组织……积聚抗日力量”;“(3)调查敌伪各种统治手段，了解广大群众的政治情绪及生活状况”;：“(4)担任交通联络，护送、接应出入苏境的人员”;(5)建立据点，破坏敌人军事设施和交通运输，打击敌人;六是侦查敌人军事部署等情况。[⑧] 1941年春到1945年8月以前，共派遣小部队约30余支，累计人数在300名以上。

　　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王效明率领的小部队是北野营派遣小部队中人数较多的。他们在拉磨山里建立临时住处，选择了空降点，进行军事侦查活动;在林佳线东、林虎线北一带炸毁铁路桥梁多处;向野营总部详细地报告了饶河一带的敌情、当地群众生活情形等情况。小部队的侦查活动意义重大，为苏军后来出兵东北、消灭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但抗联小部队侦查活动的危险性也很大。抗日英雄赵尚志就是在这个时期牺牲的。1941年10月下旬，在苏军的协助下，赵尚志等5人携带武器炸药等，在鹤岗所属萝北县境内南渡黑龙江(当时江还没有封冻)回国。弃舟登岸，赵尚志带领的小分队活动在萝北、汤原一带从事小范围的抗日斗争。1942年2月，在袭击梧桐河伪警察分驻所时，被枪击中，激战中，赵尚志命令并掩护姜立新携带秘密文件和活动经费安全转移，他与另一名战士王永孝被俘，后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未入苏的抗联将士仍然坚守抗日阵地，进行顽强的斗争。1941年—1942年，抗联第三路军第三支队在大小兴安岭地区开展的游击战争有17次之多，夺得“1、轻机枪一挺，2、子弹一万八千发，3、伪币一万六千元，4、俘获满伪士兵一百三十五名，5、步马枪一百四十枝，6、毛瑟枪二十枝，7、给养103415斤，8、金子十余两，9、油印机二架，10破坏敌伪警所五处，11、破坏木业十处，12、其他服装及一切零用物品甚多”[⑨]。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在吉东地区利用有利时机，进行军事侦查，破坏敌人交通线。在险恶的环境中，第二支队意志顽强，机智勇敢，圆满的完成了各项任务。部队人数由18人，发展到50余人。周保中在给副支队长刘雁来的信中写道：“你率领留饶河二支队部队能够在冰天雪地中坚持奋斗，忠实的执行给你们的任务，这是值得赞扬的。我特向你和二支队部队同志们致热烈的敬礼和慰问”[⑩]。

　　抗联小部队活动区域遍及东北北部、东部边境地区，加上东北境内留守的抗联官兵不断的战斗，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步。

　　四、配合反攻——必要的战前准备和优秀的军事向导

　　1945年8月9日，苏联远东红军从西、东、北三个作战区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东北抗日联军各部按照统一作战计划，分别进行配合行动。

　　在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之前，抗联教导旅就抽调部分游击队员，派他们到苏联远东红军各方面军中，参加空降或担任军事向导等工作。“一是进行火力侦查，使日军暴露火力点，把情况用电报向总部汇报;二是交战后从敌人后方袭击敌人，里应外合，配合友军的正面进攻”[11]。除此之外，还承担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任务。李明顺小分队就是被派到了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遣队。“我们分队共四个人：我(李明顺)、赵奎武、孙吉友和电报员姜德。装备有一部电台，每人一支手枪、一支转盘式冲锋枪和四百多发子弹，还有中、日、苏三国军服各一套”。“任务是：深入敌后，实行战役侦查;相机武装群众，阻击逃跑之敌” [12]。李明顺小分队在牡丹江海林附近还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武装队伍，配合苏军参加了牡丹江附近日军的受降工作。

　　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后，根据抗联总的参战计划和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新形势重新制定的配合苏军抢占东北战略要地的方针，抗联部队主力在周保中、张寿篯率领下，开始分批由苏联返回东北，到达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等地。熟悉东北地形的抗联小分队准确的指引苏军到达既定地点与在东北境内坚持斗争的队伍一起有力的配合了苏军的行动。先后有330多名抗联指战员乘飞机返回东北抢占了57座战略要地。

　　返回东北的抗联部队在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地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及利用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苏军主要的占领地以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8月17日，伪满皇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日伪统治彻底覆灭，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的后期，特别是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始终坚持抗日斗争，并随苏军返回东北，一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欣

　　工作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主任科员

　　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南大街45号(省委院)

　　邮编：110006

　　电话：15840146661

　　邮箱：liuxinred@163.com

　　[①]《周保中简短日记》(1939年10月——1941年12月)，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2，第282页。

　　[②] 《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936页。

　　[③] 《中共A野营党支部关于四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1942年1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1991年印，第53页。

　　[④] 《周保中给野营游击队部队全体同志的信》(1942年2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1,1990年印，第64、65页。

　　[⑤] 《中共A野营党支部关于四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1942年1月25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1991年印，第54—56页。

　　[⑥] 《周保中给季青、道南三人团及B野营党委的信》(1942年4月10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1991年印，第314页。

　　[⑦] 《周保中关于留C中共东北党组织状况及改组的报告》(1942年9月13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4,1991年印，第51页。

　　[⑧] 《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966页。

　　[⑨] 《第三支队一年来游击活动的检讨》(1942年2月)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3,1991年印，第171页。

　　[⑩] 《周保中给刘雁来的信——注意警戒、给养、加强政治、军事教育》(1941年1月20日)，载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0,1992年印，第201页。

　　[11] 《东北抗联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6页。

　　[12] 李明顺：《黎明前的战斗》，载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49页。